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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陕西著名作家、《秦火》编剧吴万哲

(来源:网站编辑 2024-07-19 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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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秦火》上央视 且听编剧一席谈

——专访陕西著名作家、《秦火》编剧吴万哲

李印功

古城西安的七月成了大火炉。7月8日晚,有部名为《秦火》的电影登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又给古城带来另一股“热浪”。特别在电影故事发生地的“西府宝鸡”“陇州草原”更是“热浪滚滚”,不少观众看后写影评,发观感,谝“社火”,去“关中西部”了解社火文化。本人是个影视迷,也第一时间观看了《秦火》,还上网热搜,看到了影视公司与宝鸡市委宣传部、陇县县委、县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看到了影视公司的海报,也读到一些评论。

《秦火》由中共宝鸡市委宣传部、中共陇县县委、陇县人民政府、西安星道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陕西广电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2019年7月8日登录 CCTV-6 黄金时段,该片以宝鸡陇县社火为故事蓝本进行创作,围绕着社火的传承,讲述了两代人在思想、观念、情感等方面发生的碰撞,为我们呈现了一段又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爱情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影片曾在“布鲁塞尔西欧国际电影节”获“国际长片单元提名奖”“最佳外语片导演”“最佳原创音乐”“最佳原创外语片剧本”;在“第七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获“长片单元现场提名”;在“第八届西班牙马德里国际电影节”获“剧情长片单元(国际)现场提名”。

电影《秦·火》以流行于中国广袤农村的社火文化为切入点,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农村社火文化的新气象和农村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用电影最具情绪感染力的信息传播形式对社火进行推广,使濒临失传的古老民俗文化重放光彩,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诚意之作。

编剧吴万哲是我的文友。我采访了吴万哲,听他讲了民俗电影《秦火》电影剧本创作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李印功:首先,向您祝贺。在影视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电影《秦火》能在央6播出,是一件令人高兴和非常幸运的事。

吴万哲:谢谢。真的是这样的。电影是个集体创作的结晶,感谢各级领导,感谢影视制作公司,感谢导演和演员,感谢一切为《秦火》做出有益工作的朋友。

李印功:您是怎样想到写这样一个体裁电影剧本的?

吴万哲:这是个定制剧本。大约是2017年五六月份吧,华夏影视老总杨超先生告诉我,西安有个影视公司要找人写一部关于“社火”的电影剧本,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当即答应“有!”过了几日,西安影视公司的3位老总就驱车来了,我们在一起吃了个便饭,他们说过去当知青时在宝鸡地区的陇县下过乡,想做一部关于“社火”体裁的电影,问我对社火了解不了解,可不可以做。我当即答应,我非常熟悉社火,而且我小时还耍过社火。还给他们讲了,我的家乡在距陇县较近的麟游县酒房镇吴家大庄村,据我了解和研究,社火文化最早就发源于我的家乡。

李印功:社火起源于麟游?您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您有什么根据?

吴万哲: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南宋时期,有一对著名的“抗金英雄”兄弟吴玠、吴璘,他们领导的军队被称为“吴家军”,在有数十万宋朝大军参战的“富平会战”惨败后,主帅和大军纷纷逃到四川,可他兄弟二人却借助陕西宝鸡秦岭“大散关”天险,在和尚原一带带领2000残兵败将,完胜金国大元帅金兀术率领的10万大军。此后,秦岭大散关一带成了宋金分界线,宋金王朝长期打起“拉锯战”。吴氏兄弟以少胜多,被双双封为“王爷”,祖孙三代长期驻守边关长达80多年。当时军队是家族兵,家在甘肃庄浪、静宁的吴氏兄弟子孙也就大多定居今宝鸡秦岭大散关的北麓。其后孙辈中有人犯事,按律要“灭九族”,吴氏家人听到消息,慌忙连夜向北渡过渭水、翻越凤翔北边的大山“老爷岭”,向老家甘肃庄浪、静宁一带逃命。老弱病残,跑不动了,就留在陈仓、凤翔,要杀要剐,随便。身强力壮者,跑进麟游大山。我的先祖就是身强力壮的一支,一直跑到麟游县今酒房镇一带,定居下来,村子名号“吴家大庄”,在山区县麟游县西部是个人口最多、居住最集中的大村子。

这件事后,祖祖辈辈身为“军人户籍”的吴氏后代不能再入“军籍”了,便以种地、打柴、烧炭为生。可当了多年兵的人闲下来又回忆起战事,军人情结浓厚,于是,在春节前后农闲之时,用锅煤涂沫了脸庞,穿起了破旧的战衣,舞起久违的刀枪剑戟……这便是家乡社火的起源。在我小时,吴家大庄村的社火是非常著名的,平时农闲时间,就练社火功夫,一进入腊月就开耍,一直要耍到龙抬头的二月二。农历二月二,还要到距家乡10公里的麻夫镇去耍。这麻夫镇,可是大大的有名,古时称麻夫驿,是南通关中平原、此通甘陇必经地,过去一直设有关卡,镇上有个药王洞,纪念良代大医家孙思邈,现为中国著名的古镇。过去农历二月二古会。凤翔、千阳、麟游三县人参加,声势可浩大了。

李印功:哦,社火原来是这样来的?

吴万哲:这是我的“研究成果”。当然,这是很久远的事了,社火到底怎么来的,众说纷纭,谁也拿不出最原始的文字佐证。

李印功:您家乡现在还耍社火吗?

现在基本没人耍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热门红火过一阵,现在因为利益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吧,人们对这个已经不大感兴趣。当然,有些村子还在耍,如,麻夫村,近年社火耍得还很有名,这些年进县城耍,今年过春节时还被邀到宝鸡市,在“西府老街”整整耍了关个月。

李印功:您还是说电影剧本的事吧。

吴万哲:好。当时,公司老总说,他们一心想做个社火的电影,几年来去过陇县50多趟,而且在北京、西安等地找过20多个编剧,有的还是非常著名的,获过全国什么大奖,但写了简短大纲后都感觉不太满意,朋友推荐了我,他们就过来了。当时,他们给了我许多从全国各地搜集到的关于“社火”的书籍、资料,其中有地板砖大的《社火大典》《社火图谱》等,他们把我送到家属楼下,我往家里抱书时都有些吃力。

李印功:看来,您真下了不少功夫。

吴万哲:是的。写作过程苦不堪言。公司时间要求非常紧,我便遨游社火文化,深度思考一些问题。半个多月,集中阅读这些书籍,可越读脑子越迷糊,越读越不知道怎样下笔。按合同签写要去陇县深入生活,但我提出后,公司说你先弄大纲,写剧本时再去。我便抠头摸鬓间,确定主题,设置人物,写人物小传,然后“编”故事。一稿大纲弄出来后,我发去让他们审阅,然后又冒着西安40多度高温去公司听意见。他们很忙,往往我白天去,晚上才能和他们聊,次日一早又赶回来重新写。其间,他们也到宝鸡来过几趟,我们坐在宾馆一起交流。就这样,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一直磨了3稿大纲、7稿剧本。剧名也经多次更改,由最初的《陇州社火》《九重天》到《马社火》《天下社火》等,后来,公司还改名《正月十五闹社火》,出品时改名《秦火》。现在看,公司有高人,剧名改得“棒”,改得非常吃劲!

李印功:您在写作中遇到的主要什么困难吗?

吴万哲:困难太多了。最主要的,社火是个古老的文化,内容博大精深,意蕴非常深厚一部短短的电影,选择怎样的主题、怎样取材?表现什么东西?怎样表现?等等,等等,这些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难以确定的东西。因为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莫雷特,一千个人心目中也有一千个“社火”。开始,弄的东西,几乎全被推翻,但我天生有不服输的性格,推翻了,另做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儿子的职业变了几次,职业一变,性格就变,所写故事全得报废。经几次磨合,慢慢好起来。每一稿写完,他们提出许多问题,我再一一想办法解决。有个高人说过:编剧天生就是为解决问题而来的。我感觉,一个东西写出来,最怕的是没人提问题,只要问题提出来了,提得具体了,也就好解决。编剧最怕的是模棱两可的意见,诸如“不好看”“不感人”等等,看起来是问题,实际没法操作,会让人束手无策。

李印功:在剧本创作中还有别的人参与吗?我看还有总编剧、改编什么的?

吴万哲:在我提交最后一稿剧本前,还一直没有人说过有总编剧、改编什么的。当时,他们只说请了竹子老师来做艺术总监。大家都知道,编剧是个很个性化的艺术创作劳动,过去有人也尝试过“集体创作”,多请几个人感觉剧本会写得好,写得牢靠些,但事实证明,请得人越多问题越大,请几个编剧合作写东西,成功者往往不是很多。开个玩笑,有人说写作是“榨脑筋里的油”,现在人大多注重保健,愿把脑筋中的油贡献出来的不是太多了。呵呵。

李印功:剧本拍摄时改动大吗?

吴万哲:改动肯定是有的。但不大。编剧也叫“创意编剧”,主要要能“编造”出一个感人、非常好看的故事。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电影好比一座华丽的大楼,剧本只是建楼中最主要的材料图纸和钢筋水泥,大楼要建得漂亮美观,还有几十几道工序。电影也一样,莫言曾谈过《红高粱》文学剧本与拍摄剧本的事,他说,自己写“巅桥”一段时只有两个字,老谋子却拍了8分钟,可有的地方,他写了几千字,电影拍出来却只有几秒,有些甚至整页给删掉了。

李印功:您感觉改动的地方是改好了,还是改得不太好?

吴万哲:这是个遭人骂的话题。不好说吧?

李印功:还是谝谝吧。

吴万哲:好吧。其实您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关注的问题。电影播出后不断有人和我谈起这个话题,我都避而不谈。有许多朋友直言不讳写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有人甚至骂我,我也都哈哈一笑了事。按关张话说,改稿一定会改得很好的,的确有些地方也改得非常好。如,关于火的象征性,从拍摄到取名,就非常好。开始我写“火”时,公司不大同意,说咱们拍的是马社火,不是地台社火,用不到火。但我坚持,我说“社火”中的“火”有特殊意义,而且耍社火离不开火,但“火”常与“地台社火”联在一起的,要拍“马社火”与“火”又关系不大,这是难点。我的剧本中也写到一些“地台社火”与“火”的桥段,拍摄时改掉了,这样反而显得内容更加集中,而且将“火”与“秦”连接起来,拍了一些单独的“火”的画面,我也在反思,我在写作中过于拘于生活真实中的“火”,而拍摄更看中的是艺术真实的“火”。

当然,也有些地方改得似乎不尽如人意,如原剧本中主人公我取名“秦老五”,那个时代家里孩子多,而且排行按家族排,一则符合当时实际,二则有更深的意义。一般前面几位孩子都比较主事,老小大多溜光锤,爱好玩乐什么的。拍摄时改为“秦老二”,这点西府人反响垢病最大。你们东府有没有这样的忌讳我不大知道,但在西府“二”是个忌讳的词眼。“孔老二”多年挨批,“杨老二”惨死,不大吉。原扑克牌中“大王小王”下来就是“2”最大,可在“宝鸡挖坑”中却偏偏把“王”给扔了,2也变成了小拇指,设定“3”最大,却设定“3”最大。在西府,“老二”还指男人的那个东东。因之,一个人排行老二,一般不大说自己是“老二”。

还有,秦老五为什么不给牧马小伙教社火?原剧本写的是,因为两家祖上都是两村“社火模子”(会长),社火都耍得非常好,后来两个村子为斗社火而产生了矛盾。结起了怨仇。拍摄时改成了“为钱”而闹气,似乎游离了主题,深度也似乎降调了。因为在农村过去“斗社火”现象很流行,哪个村社火耍得好,哪个人社火耍得好、身子装得好,这个村、这个人就会受人尊敬,否则会遭人唾弃。秦家也过于富裕了些。等等。我也想过了,改的原因可能是有囿于孔方兄和拍摄难度的原因吧。说这些话,并非挑刺,而是想向有关朋友说明:“鸡下了鸡蛋,至于这颗蛋是人炒着吃、煮着吃,还是油炸了吃、飘了蛋花吃,也就不是鸡的事了。

总体感觉,影视市场激烈,这个片子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有个朋友打电话说,他看了三遍,感觉比《百鸟朝凤》还好,我哈哈笑说“过誉了”。不做影视不知其中的难处,只要做成了,能播放出来就是好东西。有些小节,哈哈一笑吧。

李印功:您通过写这个剧本创作,有什么收获和感悟呢?

吴万哲:收获和感悟太多了。

一是影视公司的敬业和执着精神。几位老总为做这个电影,几年时间向西府跑了几十趟,而且上门和我交谈,这是许多公司没有过的。我有一条经验,执着的人往往能做成事,做成大事。听说在后期拍摄中,也遇到了极大困难,但还是顽强坚持,做成了这件事。

二是遇到了一个好的艺术总监。这部片子的艺术总监竹子先生,早年毕业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系,是著名的大学教授、影视团体领导、又是著名作家和编剧,资深影视人,影视作品、小说作品著作等身。他对影视艺术的把握、掌握精深、精细、到位,每一次交流都非常专业、非常专注、非常诲人不倦。他对每稿剧本必看,常常站在“戏剧功能”“戏剧任务”等专业角度考虑问题,交流非常愉快和轻松,往往有令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茅塞顿开”的感觉,而且提的意见可操作性极强,为剧本创作增光添彩不少。我曾写过一篇《写秦火跟竹子老师学剧本创作》的随笔,在这里,我向竹子先生表示诚挚而深深的感谢!

三是影视被人称为“第七第八艺术”,确实需要非常丰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积淀。电影播出后我曾写了一篇《 <秦火> :圆了我电影编剧梦》的文章,叙述其中甘苦。其实,我的影视情结是从少时萌发的。过去有部老电影《登记表》,是根据著名作家孙俊青的小说改编的。在我还读小学时,父亲曾有这么一本书,里面收着原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剧照和编导谈创作等。那时,只喜欢看照片,对一段段写出的剧本看不懂,后来能看懂了,感觉这是一种新奇的文字表达。1986年夏,央视来家乡拍上下集电视剧《麦客》,我不顾父亲反对跑去看,正是从那时爱上了影视。后来,写起剧本,写出来,也不知道好坏,就向央视、陕视、西影、八一这些地方寄。自然泥牛入海。幸运的1989年,一个3集剧《桑为媒》被宝鸡电台录制成了广播剧,还在省电台也播了。两千年后我在西安打工,写起“狼人虎剧”“碎戏”,2006年拍了第一个电影,原名《秋花难开》,网上放出片花改名《女人》,当时以为拍了,就会播出,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太天真,后面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路要走。

我到眼下拍播4个电影剧本,20多个微电影,200多个栏目剧,电视剧下的功夫最多,曾与京、冀、鲁、豫、晋、浙、苏等多家公司合作,结果只成拍了一个,还胎死腹中没见播出来。记得有一年,有个京城公司还邀我将贾平凹先生名著《秦腔》改编成40集电视连续剧,媒体也连篇累牍发了消息,又派我和几个朋友去贾大师老家丹凤县棣花村体验生活近月,结果还是不了了之。最深的感悟是:搞影视,成了,败了,败了,成了,跌倒,爬起,爬起,又跌倒……一次次、一年年、一月月,用希望打捞着失望,用失望堆磊着希望,玩影视,饱尝了人生百味。写影视剧本的人,心脏一定要好,开拍了,别激动,枪毙了,也别气馁。坚持,坚持,再坚持,总会有看到曙光的那一刻。

李印功:和您探讨一个专业问题,我过去也写了许多影视作品,可有人总提出“剧本不好看,不感人”等等,您怎么看?

吴万哲:这也是我常常遇到了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许多人看剧本,是用“电影”标准来衡量、要求“电影剧本”,这实在是一种悲哀。因为剧本是一种制作电影的中间材料,电影是最后制作成功的艺术作品,剧本是根本,这没有错,但是在有了剧本之后,后面还要经过无数人的参与,无数次的“制作”。我前面说过,如果把影视比喻为一座在楼,剧本才是设计图纸和钢筋水泥,这些东西本身不好看,不感人,但经建筑、浇灌、装修、装饰、打磨等,就非常高大上,非常好看、感人了。再打个比方,犹如一件衣服,电影如品牌衣服,剧本就是做衣服的布料,我们用眼羡品牌衣服的眼光、心态,观看一块布料,自然就会“不好看”“不感人”。

李印功:您这个高论还是首次听到,新鲜。对了,这部剧火了,请您写剧本的人一定很多了吧?

吴万哲:呵呵。最近是签约了部电影。前面说过了,搞影视,变数太大。有的剧本改好了,拍摄人员也到现场了,马上就要动家伙,可却风云突变,后来没声了。可以说,这些年足遍神州,弄了许许多多的事,但成功者不是很多。我的想法:拍不拍是公司的事,写不写是老吴的事,现在电脑中还存着许多电影剧本和电视剧的策划书,有许多都经许多名家看过说行了,可却苦于没有投资而搁浅。我的左右铭:顽强的毅力是会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的。路再远,只要天天走,总会到达;山再高,只要日日行,总会登顶。有个名人说,文学令许多青年成了“贫困户”,实际却是影视剧本,令一个文学青年成了贫穷老汉。柳青曾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美国作家海明威说:一旦写作成为你的主要毛病和极大快乐,那么只有死才能止住它。我就是这样的傻蛋和蠢货。

一梦三十年。如今,总算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在央视放出来了,虽然在某些人来说还不是个东西,但对我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感谢一直关爱我的朋友,也感谢西安星道影视贾总、刘总,感谢未曾谋面的导演先生。“天道酬勤”“苍天不负有心人”。有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有回报绝对必须有付出。柳青说,搞文学的人要60年为一个单元。我从上世纪的86年接触影视,到眼下整整用去半个世纪。我还要“磨枪”,还要奋斗。我更加坚信了周恩来先生“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教导,正如一个伟大的书法家天天挥毫习练一样,练好基本功,一旦有公司召唤,便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海,文思如泉涌,克里马查,快速完成。

李印功:问一句题外的话,《秦火》对带动当地形象宣传和产业起的作用不小吧?

吴万哲:这是肯定的。据陇县官网报道:《秦火》今年春节在陇县首映。“春节期间,四面八方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聚焦陇县,拜龙门、看陇州社火、逛大秦北市,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旅游市场人气火爆。据统计,春节七天,全县接待各类游客29.7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38亿元。”

影视作品传播量大,特别在当前有七八亿部智能手机,许多人不大读书,放着大电影、家庭影院不看,却整日抱个碎豆豆手机,爱看不够的情况下,利用影视作品,宣传地域文化、宣传当地产业,提高一个地方的美誉度、新形象、新作为、新梦想,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事半功倍的效果。可西府人天生老实,不大注意“吆喝”,也不大注重影视宣传的作用,相信有识之士会从《秦火》中悟出一些什么,使西府的影视文化得到巨大的张扬和发展。

李印功:谢谢您接受我的专访。

吴万哲:衷心感谢您!也谢谢可爱的观众朋友,中国电影要大发展,需要更多的影迷和各届朋友大力支持。

吴万哲简介:

吴万哲,陕西宝鸡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政工师、三级编剧职称。任过教,从过政,曾任某县县委督查员、宣传部副部长,搞过企业政工,当过编辑、记者,办过杂志,现为专业写手。系中华作家协会、中国编剧协会、中国影视文学协会、陕西戏剧家协会、宝鸡市作协、剧协、职协、杂文散文协会、炎帝和周秦文化研究会、传媒协会、老科协文专委、老年学会会员,传统文化学会理事、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市场热点分析、影视剧本、喜剧小品、各种论文等作品300万字,拍摄电影《秦火》等4部、电视剧1部、微电影20余部、栏目剧200余个,企业专题片数十部,报告文学、散文百余篇,其中《燃烧到最后》、《难忘的跪拜礼》,微电影《墨宝》、《追梦》、《新生》、《生命的托举》、《寻根》,喜剧小品《灭鼠》、《山妹》等50余次在全国、省、市获奖。近年有“西府奇人”系列纪实文学受到读者关注。荣获宝鸡市劳动模范、宝鸡市优秀文艺创作奖,享受宝鸡市政府劳模津贴。

李印功简介:

李印功,男,1953年生,富平县人,现居西安。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杂志副主编,《华文月刊》杂志常务副主编,《陕西文谭》网策划,《陕西农村报》原执行总编,陕西电视台《百家碎戏》《都市碎戏》编剧。

2012年与2014年之间,曾创作碎戏剧本98部,并创下月创作剧本九部、月播出七部的记录,其中有80多部在陕西省电视台播出。

2015年11月正式出版59万字的处女作长篇小说《胭脂岭》,出版后在陕西农村网和西部作家联盟大写昆仑连载,并先后被出版单位陕西旅游出版社推荐参加了西部丝绸之路(西安)图书展和全国(深圳)图书展,被陕西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收藏。

2017年1月,参与《新西部》杂志组织的“文学陕军中的富平现象”大型智库调研报道活动,引起社会反响。

2017年8月,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奖评选,在全省推荐参评的36部作品中,《胭脂岭》闯过初评关,入围14部复评作品。

2017年11月,渭南市文联和作协开办的“渭南小说界”网络平台,对《胭脂岭》进行了专题研讨。陕西作家网以特辑的方式刊发了所有评论文章。

2018年10月,作为富平籍作家之一,参加了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作协和渭南市委宣传部联合在富平县召开的“文学陕军再进军与基层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即‘富平文学现象’研讨会)”。

2018年11月,《胭脂岭》入选《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2018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陕版)》。

2019年5月18日,作为受邀嘉宾,和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冯积岐一起,参加“陕西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文学作品推介会”,在陕西省图书馆多功能厅点评铜川著名女作家东篱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矿山》。

第二部长篇小说《野女镇》完稿,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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