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夜幕下的神州大地，一片寂静。
多地却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一幕：货车司机们在临近检查口时，娴熟地将双氧水倒入“问题牛奶”，进行搅拌。
接着，一车又一车劣质奶，神奇地通过检查。
不久后，“大头娃娃”事件在安徽爆发，因食用劣质奶粉200多名婴儿头骨变形、12名婴儿失去生命，龙头奶企三鹿榜上有名。
掌门人田文华亲自带队公关，4天后三鹿从黑名单上消失。
此后4年，一包又一包劣质奶粉，被肆无忌惮地送进中国宝宝嘴里，直至“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国产奶粉团灭。
到了今天，国产奶粉不仅重生，还雄心勃勃地向外资品牌操刀。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中国婴儿喝着全球最贵的奶粉...
从团灭到新生的10年，国产奶粉经历的不是单纯的供给侧改革，也是由利益与乱象、消亡与恐惧、血泪与生存深度交融，书写的一段辛酸往事。背后更隐藏着三聚氰胺事件的真相、乳制品行业的商业逻辑，以及中国产业崛起的生死线。
1、用核弹技术养牛？
1953年，美国搞出了个大新闻：5年前失踪的科学家琼·辛顿，带着原子弹核心技术叛逃到了大陆。
琼·辛顿曾参与了美国绝密的“曼哈顿计划”，对核弹技术了如指掌，却在1948年渡过大洋到了延安。
在这里，她和来自美国的欧文结婚，并将余生献给了中国。
但与美媒瞎说的不同，在中国的60年里，他们只做了一件事——养奶牛。
建国初期，全国上下只有12万头牛、4家乳品厂。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他们就发誓：
要让中国人都喝上鲜牛奶，不坏一斤奶。
为此，二人辗转全国各地，给奶牛配种、帮农场升级设备。科研出身的他们，还发明了第一台国产冷冻奶罐，延长了鲜奶的保质期和运输半径。
尽管二人将全部精力投入养牛事业，却依旧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事实：国产奶牛先天不足。
当时，国内的牛奶多来自耕地的黄牛、水牛，吃的不是水稻，就是秸秆，年产奶量只有1吨左右。
而世界上产量奶最高的荷斯坦奶牛，年产奶量高达10吨，属于将黄牛们吊起来打的角色。
这个问题只能靠进口牛配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WTO谈判团回国时，牵回一头名为“龙”的荷斯坦奶牛，用于奶牛的交配工作。
受产量影响，牛奶、奶粉只能“限量供应”，在寻常百姓眼中也是“女明星用来洗澡，老干部用来补身体”的高端货。
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人们买不起奶粉，就忍痛将婴儿扔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盼望能有好心人收养，或送进福利院。
这种局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缓解。
2、让中国人喝奶
1983年后，国内外市场逐渐接轨，联合国、欧盟也开启了对中国乳业长达20年的援助。
然而，方式既不是供应优质奶牛，也不是提供先进技术，而是给了一张配方：用脱脂奶粉和无水黄油，按比例与鲜奶勾兑成的“人造奶”。
这不仅折射出了援助的虚伪，也反映了当时技术的落后。
多年后，作家龙应台分享了一段辛酸的经历：
70年代到美国留学，第一反应就是——美国人喝的牛奶，为什么不是用奶粉泡出来的？
无论如何，国际援助确实让更多人喝上了奶粉，抛弃婴儿的现象连年减少。但真正操心中国人喝奶的，反倒是一家瑞典公司。
90年代初，专做无菌包装的瑞典利乐就派代表来到中国，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想办法让中国人喝奶！
当时，中国人喝奶就两种方式：一种是奶农走街串巷打奶，加热才能饮用；一种是厂家先杀菌，再装入玻璃瓶销售。
以上两种方式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保质期短，常温条件下超不过一天。
家庭买不起冰箱，企业搞不起冷链，又直接导致牛奶销售半径很小，上游供应链极为分散。
而利乐的无菌包装专利，直接将牛奶的保质期，从几个小时干到了几个月。
1998年，利乐联合奶企三元，搞了场声势浩大的“中国牛奶科学论坛大会”。
200多名专家齐聚一堂，探讨“日本人平均身高比上代高10厘米的原因”，经过认真地“讨论”得出结果：鬼子长得高，全靠喝牛奶。
“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的口号应运而生，关于乳业的混乱时代也随之开启。
3、不养牛、抢牛、傻牛
1998年，全民喝奶的浪潮滚滚而来。
这年41岁的牛根生离开伊利，创立了蒙牛。在没有一头牛的情况下，蒙牛硬是靠“先做市场，再做工厂”的策略创下4000万销售额。
三鹿则在田文华的带领下，奉行“奶牛下乡，牛奶进城”的打法——将奶牛送给牧民，然后收购牛奶加工，将奶粉卖到城里。
一通操作下来，三鹿连续数年稳坐国产乳业的头把交椅。
与此同时，号称“内蒙古乳业第一品牌”的伊利，后起之秀君乐宝等品牌，也在全国攻城略地，整个国产乳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才能发现：支撑三鹿们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基础，是上游孱弱的养殖业。
当时，乳企的奶源主要来自各地的散户，其中80%以上奶牛数量不足5头。通常散户都会把奶卖给奶站，奶站再转手卖给企业。
随着国内市场需求暴增，企业纷纷下场抢夺奶源，产业链上游很快就陷入了混乱。
头部奶企到农村争夺奶源时，动不动就开出高于市场20%的价格，奶牛摇身一变成了会下金蛋的鸡。
但沉下心养牛的终究是少数，更多人开始剑走偏锋，将黄牛、水牛、傻牛刷成黑白色的“奶牛”；为了糊弄买家，还有人为假牛做丰乳、镶牙等一条龙服务。
当时，黑龙江赵光农场买了300头奶牛，一年之内病倒132头，还有109头不发情，几乎全军覆没。
对于“假牛”产的劣质奶，上游“调奶师”自有妙计：脂肪不够，加脂肪粉；细菌超标，堆抗生素；牛奶发酸，用面中和；蛋白质少了，三聚氰胺来补。
这种经过调制的牛奶，保质期只有7个小时。所以为了蒙混过关，送货司机都会备好双氧水，在检查之前一股脑往里倒...
奶企由于当下检查合格，也就稀里糊涂地拿去加工，其生产出来的牛奶、奶粉可想而知。
最终，这个诞生在产业链源头的恶果，全都落在了国内婴儿身上。
4、惨绝人寰
2003年，在喝了“学生豆奶”后，辽宁2556名小学生集体食物中毒。
一年后，“大头娃娃”事件在安徽爆发，数百名婴儿头骨畸形，智力不同程度受损。
紧接着，光明“回炉奶”事件曝光，雀巢奶粉也被列入了碘超标食品清单。
最终，各地对奶粉进行检查后，向33个奶粉品牌发出警示，各大头部奶企位列榜单。
三鹿的反应最快，董事长田文华亲自做公关，甚至新华社的报道都想撤下。
4天后，三鹿从黑名单消失，劣质奶粉被继续送进孩子们的嘴里。
直到2008年，行业用三聚氰胺提高蛋白质的潜规则被揭发，22家奶企、69批次奶粉中均检出三聚氰胺，全国30万名儿童患有肾结石，6名婴儿失去生命。
而事发前一年，各大乳企还声势浩大地搞了个“乳品企业自律宣言”，讽刺意味十足。
三聚氰胺事件在一夜间摧毁了国产奶粉的口碑，但历史经验也证明：每一次行业公共事件，都是一次全面整顿。
三鹿被查封后，奶粉问题很快就追溯到了源头，全国上下意识到：要生产优质奶源，必须依靠正规大牧场。
过去那种无需执照，搭个棚子就能开业的奶站，被悉数推倒。
养殖场、合作社在各地涌现：散户需将奶牛送到“托牛所”集中喂养，并缴纳托管费和饲料费，一度被调侃为“把牛当猪养”。
中国奶牛，也被要求改吃“苜蓿”。
苜蓿被称为“牧草之王”，含有大量蛋白质，与食用玉米相比，产奶量能提高50%。缺点则是，国产苜蓿太少，每年都要高价进口。
在另一边，养殖场也需要承担起三聚氰胺在内的64个指标的检测费用，成本一路攀升。
2008年时，中国奶企检测费用占成本5%，四年后占比飙涨140%。以至于一位企业高管，在行业大会上吐槽：
半年抽查2600次，这么抽回抽死人啊！
2019年，一位网友在知乎写道：不是不信国产奶粉，只是不信中国人而已。
一句话，道出了中国父母们的心声...
5、国产奶粉，真的更好了吗？
行业的整顿，再次证明了一条铁律：食品安全事件利好龙头。
当养牛成为一门技术活时，散户们被集体优化，企业迅速补上了市场空白。
蒙牛副董事长亲自挂帅，豪掷40亿兴建牧场；伊利投资了7座现代化牧场；脑路清奇的三元，则吃下了三鹿的河北牧场，看得全国上下目瞪狗呆。
短短几年，从四川到内蒙、从新疆到东北，所有黄金奶源都被瓜分一空。
但“养殖+生产”的重资产，叠加自费检测的高昂成本，也让国内奶企不堪负重。
以新西兰为例，鲜奶成本1.5元/公斤，即便是进口的原奶“大包粉”，价格也不过2元左右。而国内奶企成本却高达3.7元/公斤，足以被按在地上摩擦，现实剧本也确实如此。
08年后，外资踩着国产奶粉跌倒的档口抢占市场，份额从40%飙至60%，一线城市渗透率更是高达74%。
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又注定了：广袤的低线城市和农村，才是主要的消费市场。很快，一场逆袭之战就在低线城市打响。
行业整顿中活下来的奶企，反攻只有两招：超高定价、母婴渠道。
经历了2004-2008年的多轮奶粉事件后，中国父母几乎患上了“便宜奶粉恐惧症”——便宜奶粉，就是劣质产品。
因此，家长们经常大规模组团出海抢购奶粉，迫使不少国家出台“奶粉限购”措施。
在洞悉家长们的想法后，奶企迅速告别价格战，开始轮番涨价，结果反而越卖越好...
另一方面，对于奶粉的销售，世人都有一个错觉：电商是主要销售渠道。
事实上，线下母婴店销售了中国60%的奶粉。
毕竟，不是每个家长都懂奶粉知识，专卖店的讲解和推荐，显然比网上更加全面，也更容易产生信任感。
一个鲜活的例子是，上市8天就被做空的飞鹤，便有一支上万人的导购铁军，分布在全国10万个母婴店，为客户提供相关咨询。
十年沉浮，在趟过了贪婪、覆灭、打压这条河后，在昔日婴儿们成长的无助和绝望、家长的愤怒与自责中，国产奶粉重获新生，与外资品牌分庭抗礼。
中国人告别廉价与劣质的代价，则是：让宝宝喝着全世界最贵的奶粉，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2003年，为中国乳业奋斗一生的欧文，在北京离世。
临行前，他婉拒了副部级待遇，叮嘱妻子琼·辛顿：
把我埋在能看到牛的地方，看着中国乳业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