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国内分社记者同时都是半月谈记者。不知不觉，非常荣幸成为一名半月谈记者已经23年了。大学毕业，1997年7月1日到新华社安徽分社报到，招我入社的时任安徽分社社长王树成找我谈话，只强调一点：埋头业务、当好记者。斯情斯景历历在目。他曾在半月谈工作多年，1994年由半月谈副总编辑调任安徽。两年前他已从人民日报编委、海外版总编辑任上荣休。这应是我和半月谈的缘分之始。
惭愧的是，这些年虽给半月谈写了一些稿件，但大多连自己都淡忘了，唯有2004年采写劣质奶粉戕害阜阳农村婴儿事件的前前后后印象深刻。很高兴能借这个机会，按杂志社老师的要求，说出当年因种种原因不便披露的一些隐情，权当为“中华第一刊”四十华诞奉上的一点心意。
周立民 现任新华社海南分社副社长。
发声
2004年6月，半月谈刊发了我的一篇采访手记《倾听大头娃娃的无声控诉》。对于怎么获得这一事件线索的，文中交待：3月20日，在新华社总社招待所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铃声急促，是一位《半月谈内部版》编辑：‘阜阳市不少婴儿吃假奶粉吃出怪病，有几个夭折了，一直得不到赔偿，你要不要去看看？一定要快！’”
当时没有写明编辑的姓名。因为打电话的是《半月谈内部版》编辑，而反映情况的正是这位编辑的家乡友人。阜阳城区不大，这一事件捅出来后，当地一批领导被问责，丢官甚至坐牢，一大批售假商贩进了监狱，当时如不保密，被打击报复应是大概率事件。
即便如此，后来这位线人还是受到不小影响。这么多年，对这位耿直、率真的皖北汉子，我一直怀有内疚之情。
当时在阜阳采访过的一位高姓农民、受害婴儿家长，后来获评2004年CCTV全国十大法制人物、2004年度CCTV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提名、2004年全国十佳维权卫士等一系列称号。我是通过当地晚报的朋友找到他的，稿件中报道了他为受害致病的“外甥”（后来他告诉其他媒体受害婴儿是他自己的孩子）维权、向售假奶粉商索赔无果的事。在此之前，没有外地记者就此事采访过他。半月谈稿件发出后，外省一家都市报记者采访高后，发稿称他是“举报阜阳劣质奶粉第一人”，转载甚广。据上海一家媒体报道，高“成名”后，在上海从事“职业维权”。有点好奇，他现在在干什么、过得怎么样？
3月21日凌晨4点从北京坐火车赶到阜阳，采访两天，一切顺利。一是有当地同行、市委宣传部一位朋友等帮忙联络，二是事件热点还没形成，等到后来各方高度关注、媒体同行扎堆时，采访就没这么方便了。后来一些媒体在阜阳采访遇到困难，一家媒体报道“新华社记者周立民”在采访时遇到地方阻拦，说得有鼻子有眼，当时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查处，安徽省公平交易局局长找到我，得知根本没这回事，他如释重负，我以个人名义给他写了一份证明。这位局长前几年已因病去世，听分社多位同事转告，这位局长生前多次说，还是新华社的记者正派。
在阜阳马不停蹄采访了正在几家医院就诊的婴儿家长、主治医师，以及疾控部门、工商部门、食品批发市场等。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科住院登记簿》记录着2003年以来收治的“大头娃娃”们的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治愈出院的用蓝墨水，不治身亡的，用的是刺眼的红墨水。那一行行血红，在脑海里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半月谈稿件的导语说，劣质婴儿奶粉在阜阳“已经残害婴儿六七十名，至少已有8名婴儿死亡”，直接依据就是来源于此。虽然当地其他医院也收治了一些受害婴儿，有的受害家庭甚至没有送诊，但毕竟缺少直接有力证据，斟酌再三，还是决定用这个数字，更负责任。
采访期间和内部版编辑一直密切联系、通报采访情况。她也意识到，事态比之前预料的要严重得多。3月22日晚，她打来电话：“三个版增加到六个版，调整到最重要的版面位置，你好好写吧。”4月5日出版的《半月谈内部版》第4期，刊发出这一事件独家首发深度报道，题为《劣质奶粉吞噬生命之花──阜阳婴儿“大头怪病”追踪》。
风暴
4月19日，半月谈的报道被新华网重头栏目“新华头条”转发，即被有关互联网舆情的材料摘登。当天，中央领导对此做出批示。当天下午6点，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卫生部组成的专项调查组赴阜阳。国务院5月13日召开全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以血的教训告诫我们，“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今传媒》一篇论文写道：“2004年4、5月间，我国最受人们关注的新闻事件之一就是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这场波及全国的奶粉事件，自然而然成为全国媒体的热点话题，在媒体的黄金时段、重要版面上几乎每一天都能听到看到有关奶粉的报道”。确实，那段时间，国内外媒体记者云集阜阳。
高层高度重视、媒体全力跟进、公众密切关注，这一事件迅速从“风暴眼”阜阳扩散至全国。“浙江流通领域奶粉抽检结果显示近1/4不合格”“广州查获18吨‘全孝’劣质奶粉大肠菌群超标156％”“西安查获30吨劣质奶粉部分奶粉已流入市场”“山东省查扣12.29万袋涉嫌假冒伪劣和过期奶粉”“奶粉专项整治行动四川成都查封50多吨劣质奶粉”“宁夏奶粉抽查合格率仅为两成”……类似报道不断刺激人们神经。全国多地相继发现多名“大头娃娃”，有的已经夭折的消息更是令人痛心。包括阜阳时任市长、两位副市长在内的全国一大批官员被问责，一大批制售劣质奶粉的不良商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但逝去的小生命已永远凋零。
遗憾
当年7月22日，卫生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婴儿食品行动联盟（IBFAN）联合公开一项检测结果，指出中国婴儿食品的健康和安全问题面临着异常严峻的挑战，“年初的安徽阜阳奶粉事件，其实只是众多问题中的冰山一角。”几年后为祸更烈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证明了这一点。
劣质奶粉事件在阜阳“引爆”后，安徽省有关部门提供给我一份不合格奶粉厂家名单，稿件发出后，三鹿集团一位高管通过在北京的一位熟人找到我，希望能撤稿。我告诉他名单是权威部门提供的，如搞错了，要通过主管部门纠正，并拒绝与他在合肥见面。几个月后我得知，阜阳市一部门说是因工作人员失误，把三鹿错列到“黑名单”了，宣布撤销。市里的朋友告诉我，这么做是因为“上面有压力”。到阜阳来的国务院调查组组长是时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2007年7月他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死刑。
时至今日，一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关于阜阳事件的专题仍可查阅。开栏语用的是《半月谈内部版》刊发的报道的导语：“头大，嘴小，浮肿，低烧。鲜花般娇嫩的幼小生命，刚来到世间几个月就枯萎、凋谢，罪魁祸首竟是本应为他们提供充足养分的奶粉。”专题的标题却是“安徽省阜阳毒奶粉事件”。当时不少媒体用的是“毒奶粉”这一说法，但这是错误的，至少不准确。因为当时在阜阳发现的劣质奶粉只是蛋白质含量畸低，没有营养，但本身无毒，国务院调查组也认定了这一点。而三鹿集团后来在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就是为了在检测中蛋白质指标能过关，而三聚氰胺是有毒的，这才是真正的“毒奶粉”。如果在阜阳事件中，能让三鹿集团得到足够的震慑，也许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能够避免。
一位时任安徽省领导对半月谈的报道高度重视，有力推动阜阳事件的查处。事后他告诉我，和不少媒体报道相比，半月谈的深度报道最早，也最准确。国务院调查组查明，阜阳是劣质奶粉消费地、受害地区，生产厂家、窝点在福建、浙江、北京等地。半月谈的报道在导语中写道：“一度泛滥安徽阜阳农村市场、由全国各地无良商人制造的无营养劣质婴儿奶，给这里还相当贫困的一个个农民家庭以无情的打击”，这个说法是客观、实事求是的，而当时不少媒体的报道让人误认为阜阳是主产区，而对生产源头关注不够，客观上降低了舆论监督的威力。
3月23日结束阜阳采访，把稿件发给半月谈后，为了做追踪报道，我和司机两人暗访了亳州市、蚌埠市等4个县市、10多家批发市场、超市、商店。和商贩斗智斗勇，买了31袋、26种婴儿奶粉。回合肥委托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4月25日才拿到检验报告，检验结果显示，只有8袋、7种质量合格。此时，“中华第一刊”在这次震惊全国的重大公共安全报道中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原题为《震惊全国的大头娃娃报道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