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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社火与耍乐故事

(来源:网站编辑 2023-12-06 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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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平,春节期间特别是元宵节前后,总少不了耍乐故事的参与。这是我国民间庆祝春节的传统庆典狂欢活动,也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耍乐故事该如何欣赏呢?我们不妨从它的发展演变看一些门道。

  耍乐故事是民间的俗称,有趣的是,即便在广东,也有这一叫法,可见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官方的称呼则是社火。社火作为最古老的风俗,在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来源于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对土地与火的崇拜,是远古时期巫术和图腾崇拜的产物,是古时候人们用来祭祀拜神进行的宗教活动。“社”为土地之神;“火”即火神。土地是人们的立身之本,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火是人们熟食和取暖之源,也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远古人们凭着原始思维认为火也有灵,并视之为具有特殊含义的神物,形成了崇尚火观念,产生了祭祀社与火的风俗。

  早在石器时代,每当冬尽春来、大地复苏,先民们就杀猪宰羊,用自己获得的劳动果实,祭祀神灵,祭祀祖先。为了祈福消灾、驱恶避邪,人们在脸上涂上朱砂,把鸟羽扎缚在头上,“击器而歌,拊掌而舞,祈于天地,以其吉也”,这便是人类最早的社火。随着社会的发展,祭祀社火的仪式逐渐增加了娱人的成分,演变成了一种内容健康、形式活泼、名目繁多、生动有趣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成为一种新的民俗。

  高平的耍乐故事主要有以下类型:

    九莲灯舞

  高平九莲灯形成没有确凿年代,但从相关民俗文化演变上看,应为明末清初开始成型。九莲灯吸收了道教法事活动的内容,比如起初装扮成“八仙献寿”“孙悟空大闹蟠桃会”等造型,就是道教活动面向民间“演堂会”的内容,八仙献寿主要是为主家翁拜寿,大闹蟠桃会则是新婚或满月,祝福子孙满堂、家族繁盛,长命百岁和儿孙满堂历来是人们不懈的追求,因此这两个典故正好暗合了人们的心理祈求得以常演不衰。再往后发展,九莲灯开始打破九人限制,由十对男女青年共同表演。

  舞灯是九莲灯的主要手段。灯的舞法包括:溜灯、甩灯、对灯、分灯、绕灯、晃灯、转灯等,舞步灵活多变,奔放洒脱。跑场线路也十分丰富,有溜场、跑场、倒搭勾、小穿花、双进行、剪子股、蛇脱皮、分场、一窝蜂等,可任意组合、变化、画面多多,使整个场面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在表演的最后环节,舞者会利用手中的灯摆出“天下太平”字样,这是传统字舞的一个表现。字舞始于唐代,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曾亲自排演了“舞之行列必成字”的《圣寿乐》。唐代诗人王建有过形象的描述:“罗衫叶叶绣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遇舞头分两项,‘太平万岁’字当中。”春晚节目《少林魂》就是超大规模的字舞表演。

  九莲灯的音乐伴奏基本上使用上党“八音会”乐队。充满乡土气息的高亢激越、火爆热烈,更增添了它的地方特色。

  大头娃娃

  在耍乐故事的队伍中,带着一个个大头套的队伍总能吸引小孩子的目光。大头娃娃起初样式不多,一个和尚,一个红袄绿裤的小丫鬟,戏耍逗乐。看似简单,来头却不小,堪称民间社火演变的活化石了。

  大头娃娃早在唐代就有表演,《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上元佳节,百戏之雅驯者,莫如南十番,其余装演大头和尚。”宋代《东京梦华录》和《古今小说》明代《西湖游览志》和《帝京景物略》等书中都有跳大头和尚的记载。可见,“大头和尚”的表演历史悠久。大头和尚有了,那小丫鬟是谁呢?元代李寿卿有一部杂剧,叫做《月明和尚三度临歧柳》。和尚法号“月明”,有暗夜中照亮别人的光辉意义,小丫鬟则是柳翠。按照剧情,柳翠本是观音净瓶内的杨柳,被罚往人世赎罪。随后,观音又请月明和尚去“度”柳翠,柳翠终成正果。“月明和尚度柳翠”就此成为社火中反映佛教教化的节目。

  然而,民间的智慧在于从来不会跟着“说教”循规蹈矩,而是自有民间的趣味。在众口相传的故事里,柳翠是柳公权家中的婢女,二八芳龄,眉清目秀,常常去河边洗衣服。大头和尚则是河对岸广源寺中的释印光。大头和尚常年下山到河边挑水,时不时和柳翠姑娘隔河相望,眉目传情,日久情浓。一日,大头和尚蹚水过河,和柳翠姑娘促膝相谈,情动处大头和尚脱下僧衣,去一户农家讨了身便装,双双携手私奔,自此不知去向。  

     

  据上世纪8.90年代资料显示,“大头和尚度柳翠”在5省29个城镇存在,只是有的叫做“逗柳翠”,有的叫做“驮柳翠”,有的叫做“戏柳翠”,有的叫做“耍柳翠”。人们看到的形式就是敲锣打鼓的热烈场面中,“大头和尚”与柳翠滑稽戏谑,欢乐无比。也许从时代的主题看,这其中有着当时下层群众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吧。

  舞狮

    舞狮是小孩子们爱看的一种耍乐表演。表演者在锣鼓音乐下扮成狮子的样子,作出狮子的各种形态动作。民间以为狮子孔武有力,可以驱邪辟鬼,每逢喜庆节日就会敲锣打鼓,舞狮助庆。中国本身没有狮子,汉朝才首次有少量真狮子从西域传入,后来人们模仿其外貌、动作作戏,至三国时发展成舞狮;南北朝时随佛教兴起而开始盛行。

  史书中,《汉书礼乐志》中提到“象人”,据三国时的解释,就是扮演“鱼、虾、狮”的艺人。到了唐朝,舞狮是大型宫廷舞蹈表演的一种。当时的“太平乐”亦称为“五方狮子舞”出于天竺与狮子国等国。白居易的诗中描述狮子舞:“假面胡人假面狮,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作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可见与现在的已经十分相似。也有人惊奇为什么要舞中国没有的动物,而不去舞老虎。其实很简单,古代狮子是很少有人见过的,因此更适合艺术化为喜庆的形象,而老虎则曾经广泛存在于各地山林,对周边的居民构成现实的威胁,舞老虎多少还是让人心有余悸的。

  大约以长江为界,舞狮分为南狮北狮。北狮的造型与真狮相似,皮毛醇厚,表演者全狮武装,跑起来头铃叮叮作响,口咬声声震耳。北狮表演一般以双狮为主,以扑、跌、翻、滚、跳等形式来传达狮子的喜怒哀乐。北狮的典型代表在河北沧州。南狮发展于广东南海等地,最早的南狮就像电影《黄飞鸿》里面那样,一个大大的狮头外加上一层薄薄的狮皮。现今南狮装备也更加齐全。

  南狮表演主要以神似为主,一颦一蹙之间展现狮子的喜、静、惊、疑。近年来在高平也能看到南狮行头,更加反映出北狮的日益衰落。不得不说,南方由于经济发展迅速,较早地发展出了专业的舞狮团队,表演队有充足的表演机会和收入,因此舞狮技法越来越丰富完善,而北方仍是春节的程序化表演,人们都是兼职,技艺难以提高而且人员也青黄不接,精彩的舞狮表演已经很难看到了。

  舞龙

  舞龙俗称玩龙灯,因舞蹈者持中国传说中的龙形道具而得名。龙的形象源于中国古代的图腾,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并把它看做能行云布雨、消灾降福的神物。古代农业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是人们梦寐以求的,遇到天旱不雨,人们就要祭拜龙王及各路神灵求雨,由此诞生了舞龙。

  据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记载,当时在四季的祈雨祭祀中,春舞青龙,夏舞赤龙和黄龙,秋舞白龙,冬舞黑龙;每条龙都有数丈长,每次5—9条龙同舞。因为舞龙本身体现的是对龙的崇拜,因此这一活动也得到了以上天之子自居的封建帝王的认可。经过2000多年的创造发展,舞龙技巧越来越高,表演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高平的舞龙大多是“二龙戏珠”,两条龙争夺一个龙珠,由此展示扭、挥、仰、跪、跳、摇等多种动作。一支技艺高超的舞龙队奔放洒脱的表演足以让人震撼,这需要十多个精壮小伙子经过长时间的排练达到身法合一的默契配合,然而与舞狮一样,成员都是外出务工回来匆匆忙忙练习一阵子就上场,表演效果自然也就打折扣了。

  旱船竹马小车

  与其它形式相比,旱船、竹马和小车算是耍乐中最接地气的表演类型了。小船、马匹和小车都是农家常见的劳动工具,就像舞蹈最初起源于劳动场面、歌唱源于劳动号子一样,生产工具用于娱乐本身就是非常自然的。不妨畅想一下,农忙时节,人们划船、赶马、推车,运送粮食作物,农闲了,为了感谢天地的馈赠,祈求来年五谷丰登、车载船运,用劳动工具或专用的道具表演,一方面取悦神灵,一方面娱乐生活,这不正是农耕文明中“春耕、夏种、秋收、冬享”的生动反映吗?

  旱船、竹马、小车起初表演的多是生产动作,水里行船的顺风逆风,划桨撑篙;竹马表现马或者毛驴的跑跳嘶鸣;小车表现走平路、弯路、泥路,上下坡,上下桥,卧车等等,生活气息浓郁。随着时代发展,则慢慢演变出了固定程式化的表演步伐,一般采用“水溜溜”“绕八字”“蛇脱皮”“跑圆场”“二龙出水”“双进门”等套路,音乐伴奏则是锣鼓乐队。划船的船娘、艄公,骑驴的媳妇、赶驴的老汉,坐车的农妇、推车的农夫,就好比是生活中的一对对爱人,一个个家庭,齐心协力让船行得飞快,让马跑得更欢,让车走得更稳,这才是他们期盼的生活。

  每次看到这些耍乐,我就会心生感慨:他们是在表演生活,也是在表演梦想。

  踩高跷

  高跷是我国古代百戏之一种,早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我国最早介绍高跷的是《列子·说符》篇:“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从文中可知,早在2500年前高跷就已流行。高跷分高跷、中跷和跑跷三种,最高者一丈多。汉魏六朝百红中高跷称为“跷技”,宋代叫“踏桥”,清代以来称为“高跷”。

  关于高跷的起源,除去一些人为想象嫁接的名人故事以外,学者多认为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沿海渔民的捕鱼生活有关。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尧舜时代以鹤为图腾的丹朱氏族,他们在祭礼中要踩着高跷拟鹤跳舞。古文献《山海经》中有关于“长股国”的记述,根据古人的注释,可知“长股国”与踩跷有关。从“长脚人常负长臂人入海中捕鱼也”这一注释中,我们不难想象出脚上绑扎着长木跷,手持长木制成的原始捕鱼工具在浅海中捕鱼的形象。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今日居住在广西防城沿海的京族渔民,仍有踩着长木跷在浅海撒网捕鱼的风习。再大胆想象的话,高平有丹朱岭,也许就曾是丹朱氏族的领地,而曾经导致女娃溺亡的东海也在长子一代,是否最早模拟鹤踩跷捕鱼也起源于这里呢?也许只是想想而已。

  高跷有文跷和武跷之分,文跷主要表演走唱,有简单的舞蹈动作。武跷则表演倒立、跳高桌、叠罗汉、劈叉等动作,有些还扮演成水浒人物,进行武术打斗表演。高平高跷以文跷居多,高跷高一米五左右,有一字长蛇、走八字、双排对唱、交叉剪子、蛇脱皮等队形。在小孩子眼里,高跷算是带有杂技性质的表演了,趣味幽默、奇特惊险,往往会引起一阵阵惊呼,让人不忍离去。

  扛桩

  扛桩,俗称顶桩或扮故事,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统文化之一。扛桩在阳城、沁水一带更盛,留下的相关资料也多。据传扛桩故事明末出现,清初成型,有近400年历史。扛桩起源于民间祭祀,每逢大旱,人们将神像请上供桌,并把两个儿童扮作童男童女抬出游行,以示求雨祭神,俗称“抬棍”。这一做法很像《西游记》中“灵感大王”要吃童男童女才肯施雨。随着祭祀活动的演变,由“抬棍”变为扛在肩上行走,最后发展为扛桩这种形式,并加上了一些戏剧情节,实现了从单纯的祈雨祭神活动到民间社火形式的转变。

  扛桩故事的道具由背架(即上桩和下桩组成)和叉杆、手锤、三脚等附件和戏剧行头组成。扛桩的桩为熟铁打制,韧性好、结实,再缠上五彩布条,颜色好看,也能防止磕伤。扛桩故事主要传承方式为家庭传承,往往是父子搭档,一来技艺有传承,二来也是道德约束,桩下的父亲不仅是桩上儿童的师傅,也是安全守护者,从捆绑到跑场,都要负起责任。桩上的儿童五六岁开始懂一些表演,到八九岁由于体重原因就不能再上桩了,所以惊艳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

  扛桩需要多人配合分组,一架桩需要六七个人配合,扛桩的人由两人轮换,有人负责拿月牙杆负责桩上人的起落,有人负责赶场时抱桩上的孩子,各人按照分工负责。几副桩按照扮相,分组搭帮组成《三打白骨精》《断桥》甚至《杨家将》的故事,成为一个演出团体。过去扛桩大人小孩都是需要化装的,比如桩上饰演穆桂英,桩下就是穆瓜,桩上是白娘子、小青,桩下就是法海,如今则简化为桩下穿各色彩衣代替。

  每当扛桩的队伍出现在街头,大人小孩就会围上去看,伴着锣鼓节奏,扛着桩的父亲跑动起来,仿佛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圆着桩上的孩子奔跑的梦想,桩上的小孩子穿行头、装饰化妆,随着锣鼓节拍做出戏曲情节中的各种动作,两代人默契的配合让人感到温暖,不由得从内心喝彩。

  二鬼扳跌

  二鬼扳跌据传源于唐宋,是从传统民间道具娱乐和传统体育竞技“乔相扑”演变而来。“乔相扑”即乔装打扮,意为两个假人互不相让,相互进攻摔打。属单人表演节目。这一说法倒也有一些依据,二鬼扳跌像极了宋代盛行的“相扑”,由体育竞技演变出滑稽逗乐的“乔相扑”,用于节庆中祈福驱邪也是很有可能的。让二鬼扑打相摔,一方面显示出人们对鬼魅邪魔的厌恶,同时以示鬼邪远离,人们平安之意。

  “二鬼扳跌”道具是一个特制的架子,架子上部设两个跤手的头像,与真人大小相同,面容狰狞,俗称“二鬼”。表演时,表演者身背架子,双腿双臂各扮二鬼的下肢,翻腾闪跃,犹如两个摔跤健儿临场竞技。他们伸出胳膊相互搂抱着对方的腰部,互瞪双眼,呲牙咧嘴。二鬼扳跤的基本动作有扳脚、勾腿,动作套路有走、跑、纵、摔等,其中以“摔”(俗称“扳跌”)最为精彩。演员扎下场子后,伴以音乐、锣鼓等节奏,开始表演摔跤,只见“二鬼”在地上翻滚压挪,还不时呐喊,围观群众不由得被演员滑稽的表演逗得前俯后合。最后,表演者掀开道具起身亮相,谜底揭开,虽然看过了很多遍,但人们还是不禁为表演者以假乱真的技艺鼓掌叫好。

  武故事

  武故事是高平的俗称,内容为传统武术表演。如今已经很难看到了。但武故事所代表的那种尚武传统还不时令人血脉喷张。古代人们外出经商务工,多需要携带钱财,而各地土匪响马层出不穷,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就需要练习武术防身。高平作为泽潞商帮的聚居地之一,尚武传统一直流传。人们在农闲之余练拳术、器械,以武会友,到了春节前后,就组织武故事表演,武故事一般用火流星打场开路,沿街而过,边走边表演。遇到大的场地就停下来,轮起火流星打开场地,表演用锣鼓打出铿锵有力的节奏,表演者轮番上阵,先是各类拳术,有少林拳、洪拳等,还有刀剑枪等器械表演,最激动人心的则是器械对练,刀对枪、枪对剑、刀对棍、朴刀对双枪,甚至还有空手夺白刃,惊得观众目瞪口呆、掌声雷动,叫好声不绝。

  与其它耍乐故事不同的是,武故事技巧性极高,需要平时大量的训练,而且“拳仗少壮”,一旦出现断层就很难传承了。曾经高平东城的段庄,河西的新庄武故事远近闻名,但如今不少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已相继辞世,部分武术套路已经失传。健在的老艺人年事已高,年轻一代大多外出务工,武故事面临传承无人的境地。从外围环境上来看,如今人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国际级的精彩打斗,内心对这种朴素的武故事已经没有过去那种热衷与追捧,武故事的传承可谓困难重重。

  威风锣鼓

  高平威风锣鼓传自晋南。临汾市古为尧都,世称平阳,是中华文化发祥地之一。威风锣鼓作为汉族锣鼓艺术的一个品类,在临汾市有长远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威风锣鼓最早称“锣鼓”,俗称“家伙”,主要分布在临汾市区及霍州、洪洞、汾西、隰县、浮山等县。威风锣鼓应源于古代军阵,古代作战靠鼓声施行号令,两军对阵更要擂鼓助威,讲究“闻鼓则进、鸣金则退”,梁红玉亲自擂鼓,助韩世忠击退金兵的故事更是令人振奋。

 

  威风锣鼓的表演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挎鼓表演,平阳大多地方都由鼓手挎一面圆形大鼓敲打表演;另一种表演形式是架子鼓,这种形式主要盛行于浮山县,表演时队形变化较少,行进中边走边打。使用曲牌主要有《七牌子》《牛腰子》《乱如麻》《风搅雪》《银扭丝》《倒垂帘》等,最著名的威风锣鼓曲牌是《乱风搅雪》《秦王点兵》以及《四马投唐》。威风锣鼓使用锣、鼓、铙、镲四种乐器共同演奏,未见其人、早闻其声,如雷贯耳、非同凡响。遇到人数众多的锣鼓队,上百面鼓,几百面锣,成百付铙钹,共鸣齐奏,音响如天地轰鸣,使人感受到当年唐太宗领兵征战的威风。

  队员在表演时,结合鼓点节奏场面变化,作出种种舞姿身段。鼓手“左右开弓”“马步冲击”“穿插对打”“开合斗打”,锣手“反扣前冲”“回扣后弓”,铙钹手“大镲高翻”“胸前空翻”“单翻”“双翻”“斜叉”“正叉”,鼓锣镲在这里也变成刀枪剑,演奏员已成为将尉卒,威武雄壮,杀气冲天,是“舞”更是“武”;演奏中又巧妙自如地运用了“鼓花”“锣花”“铙花”,加之棰腕上的彩带装饰,整个场面又显得五彩缤纷,给予人以悦目舒畅之感,“武”又成了“舞”。

  八音会

  八音会俗称“家活”,是流传于上党地区的民间乐队。八音是古代传统民族乐器的统称,指古人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材质制造乐器。上党八音会历史悠久,长治曾出土战国时期的编钟和编磬。唐景龙元年(公元707年),李隆基任潞州别驾,他精于音律,在潞州大力提倡民间音乐,潞安府志曾载“唐时民间以元宗自潞州还京师制还京曲”。宋金时期上党民间音乐更繁盛,河西二仙庙宋代石刻“队戏图”和二郎庙戏台就是最好的证据,而长子县西南呈村元代时就在制造锣鼓乐器,这也从侧面说明八音会成型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是八音会的完善时期,这时各种曲谱更加丰富,乐户也更加活跃。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世态民风》就有“山西泽州府锣戏”在河南开封演出的记载。

  “上党八音会”的名字据传来自赵树理,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积极推动上党民间艺术进京会演,考虑到“家活”名字不太好听,他就从乐器材质入手改为“八音会”。但与户县老腔、威风锣鼓等名字相比,总觉得文雅有余、粗犷不足,难以体现出它源自乡土、热情奔放的气息。经过千余年的兼收并蓄,上党八音会包含了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戏曲音乐和民间小调等元素,表演艺术上大致有三个特征:一是吹打并重,文武相接;二是声情并茂,演奏兼备;三是艺术容量大,本体特色强。八音会高亢激越、热烈火爆,传统曲牌有《大十番》《小十番》《十样景》《节节高》《老花腔》《五花寿》《点点花》等。

  在高平,无论城市乡村,不管娶媳妇、嫁闺女、满月、丧葬,都要八音会助兴。元宵节民间文化展演重头戏就是八音会擂台,正月十四、十五、十六,都要安排各乡镇八音会乐队轮番上台展演,你方演罢我登台,吹吹打打奏起来。演到兴致高处,唢呐匠会飚长音,有的能拖一分多钟之久;锣匠则扬手把铜锣高高抛起,随后信手接住;大镲随着乐手舞动上下翻飞,有些演练有素的乐队甚至会空中飞镲,每当这时,就不仅仅是音乐的演奏,而是技艺的较量了。(真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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